9月全顺贴货拉拉车贴保险赔付吗，在昆明东风东路北侧全顺贴货拉拉车贴保险赔付吗，曾被昆明市民形象地称为“大电视”全顺贴货拉拉车贴保险赔付吗的生产车间经过装修后外表焕然一新。红砖立面替换了原来的水洗石和瓷砖墙面，建筑内外采用“新德式包豪斯风格”进行了改造。产权持有者给了它新的名字和新的定位——“C86山茶坊”“LOFT商业中心”。
然而，与“大电视”获得新生不同，那群仍居住在老旧职工宿舍的云南电视机厂退休工人和下岗职工，他们的生活曾随企业的破产而黯然失色，如今或许依然困顿。
这座老楼成为见证者，辉煌与失落。
老楼之变
人对于事物的情感，随时间变换，或浓或淡。
下岗职工全顺智说：“这栋厂房以前是东风东路上的一枝花，是我们厂的象征，它是企业辉煌时期的见证。”
下岗职工刘振华则说：“这栋楼和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，相比那些早逝的同事，我能活到退休已是幸运，对它的感情已经很淡。”
2015年，原云南电视机厂生产车间开始改造，最终它以“C86山茶坊”商业中心重生。此前，它的产权在企业破产后搁置了10余年。
从原云南电视机厂的一份宣传资料中可以看到，企业共有ABCD四栋生产车间和办公楼。经过改造，原来电视机厂主要的生产车间A栋和B栋已融为一体，两栋楼之间的天井上方已经安装了玻璃穹顶，内部加装了自动扶梯。C栋正在改造，D栋成了立体停车场。
原先AB两栋生产车间内部一些特点得以保留，例如用玻璃条镶嵌到水磨石中，制造出类似地板砖效果的地面经过打扫后依旧光洁如新。车间主体结构在改造中未有大改动，在水磨石中镶嵌有钢筋的楼梯也没有变。
正如原电视机厂职工全顺智所说，改造后，这里已经没有了“大电视”的痕迹。车间内早已没有了电视机生产线，原来能装载一辆小汽车的大型电梯也消失了。A栋外立面像电视机显像管、像电视机形状的混凝土线条和玻璃已经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红砖和新式玻璃窗。
目前，一家保险公司已进驻原AB两栋生产车间的4楼和5楼，一家培训学校和健身房进驻了3楼。
虽然“C86山茶坊”的营销场所内还摆放着两台山茶牌电视机，但在楼里上班的人们大多说不清建筑原先哪里像一个大电视，他们不关心这栋楼的前身。
曾经见证“大电视”拔地而起、见证老楼里创造出多个云南“第一”、与企业一同辉煌、一同失落的人们，就住在老楼的背后。他们与老楼的距离亲近到连一墙之隔都没有。
就在9月中旬，原电视机厂的下岗职工和退休职工们还讨论过，要不要在“C86山茶坊”和家属区之间建一道围墙。
主张建围墙的人认为，“大电视”已经变成“C86山茶坊”，家属区现在成了开放式社区，他们担心人多起来后对家属区的治安构成威胁。
下岗职工刘振华并不支持大多数人的意见。他认为，即便加一道围墙，由退休老人看守的大门也很难防住坏人。“不建围墙能方便大家出入，人流量多了还能做些小生意。”
光荣记忆
下岗职工马永琴回忆：“当时人们的思想追求不以金钱为目标，职工们都有免费医疗、廉价房租，不用为柴米油盐操心，没有后顾之忧。”
上世纪80年代，能进入“大电视”工作是人们羡慕的对象。
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金子强谈起对云南电视机厂的印象时说：“那是很多大学生都想去的单位，能分进去的都是优秀人才。”
曾任该厂副总工程师、技术部部长的罗江，1988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该厂，他回忆：“刚进厂时的收入比分到烟厂的同学都高。”
“我们厂总工程师的收入比当时的大学教授还高，有的工程师1988年一个月的工资都是四五百元，好几个工程师的对象都是大学老师。”全顺智说，即便是普通工人，也是其他企事业单位人员羡慕的对象。当时工作的地方没有烟尘、没有风吹雨打，都是穿着白大褂在流水线上装配电视机。
云南电视机厂的前身诞生于1968年12月26日。据《云南省志电子工业志》记载，该厂最初的名称是“东方红像章厂”，为省革委会直属单位，生产毛泽东像章、塑像和彩色立体像。建厂初期工人平均年龄22岁，人才荟萃，大多数人能歌善舞，画家张建中、蒋高仪也在其中。
1970年3月，该厂转变经营方向并更名为云南广播器材二厂，为普及农村广播网而生产陶瓷喇叭，同年试制出第一台山茶牌黑白电视机。
1975年9月，该厂划归云南省电子工业局管理，更名云南电视机厂。不过生产像章的业务并未因企业转型而放弃，云南省各类运动会的奖章多出自于该厂。
全顺智1970年中学毕业后分配至该厂，在生产像章、陶瓷喇叭和生产电视机的岗位都干过。他回忆，上世纪70年代，电视机年产量一两千台，一台售价一千多元，生产成本远超售价。那时是计划经济体制，亏损部分由国家补贴，销售也不用厂里操心，电视机大多出现在企事业单位会议室或工人俱乐部。
电视机厂迎来辉煌，从1981年开始。这一年，厂里第一条电视机生产线建成，当年扭转了长达十余年的亏损，盈利29.1万元。
1982年，厂里贷款236万元建起电视机装配大楼和年产10万台黑白电视机的生产线。
对于普通职工而言，当时不仅会收到厂里所发放的各类福利品，厂里的医务室为职工看病也是免费的，对家属则只收半价。更有优越感的是，职工的住宅条件优于昆明市区很多企业。
上世纪80年代初，厂里就建成编号为“8栋”的职工宿舍。当时昆明市区内众多企事业单位职工还在筒子楼里办公和生活、使用公共厕所时，这栋宿舍楼的设计标准高至每家都有双阳台、带独立卫生间，每户都是面积70余平方米的三室两厅套房。
1983年，因拆迁旧仓库，装有亚硝酸钠的袋子被转移至球场堆放。几名儿童误食散落在地上的亚硝酸钠，其中刘振华2岁的孩子中毒身亡。
刘振华记得，当时厂里向他赔偿了1200元，并改善了他的住房条件，领导安慰他“以后有困难厂里会照顾你”。之后他从生产车间调至电视维修的岗位。
五朵金花
1989年，该厂成为国家二级企业，1988年至1994年，该厂跨入全国电子百家企业行列。整个上世纪80年代，山茶电视机和当时的春花自行车、兰花冰箱、白玫洗衣机、茶花汽车被喻为云南工业的“五朵金花”。
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先富裕起来的人开始购买电视机，电视机厂产品销量逐年增加。
全顺智回忆，在购买电视机需要票券的时期，厂里每年给每位职工发放两张购买电视机的票。当时电视机是紧缺物资，又是财富的标志，有些职工会把票券拿到外面私下出售，“一张购买电视机的票券能卖到六七百元。”
1984年，企业从日本JVC公司引进彩电生产设备。山茶牌电视机一路高歌猛进，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销售，还远销东南亚和东欧国家。
曾任云南电视机厂宣传干事的一名女干部回忆，山茶牌电视机之所以能担当云南工业的“五朵金花”之一，是靠质量赢得消费者的。上世纪80年代大理下关曾出现过一次电压异常事故，一瞬间民用电路电压高达380伏，不少其他品牌的电视机损坏，唯独山茶牌电视机完好无损。 电视机主人将感谢信寄到厂里，她立即赶赴大理采访，此篇文章曾刊发在《云南日报》上。
另外一位居民家中失火，屋里的山茶牌电视机在已被烘烤至部分塑料壳熔化变形后，居然还能放出影音。消息传回云南电视机厂，厂里用新电视机对其置换，并将这台电视作为产品质量过硬的标本收藏起来。
1981年至1996年，该厂彩色电视机累计产量超过150万台，销售总额20.4亿元，其中从1991年开始年销售额已超过2亿元，位居昆明地区上缴利税十大企业之一。
被称为“大电视”的生产大楼，于上世纪90年代初竣工。罗江回忆，这栋大楼并不是以电视机形状而设计的，而是先确定了选用的流水线，再设计与之配套的厂房。不过，建成后几乎每个职工都觉得这就是一个大电视机的形象，这栋厂房也成为了企业的标志性建筑。
但厂房建成不久，企业就开始出现危机。
上世纪80年代末，随着长虹、康佳等省外电视机品牌的崛起，山茶牌电视机主宰云南市场的局面受到挑战。价格大战随之而来，导致山茶牌电视机被迫降价，以至于每生产一台只有20元不到的利润。
为了巩固市场和扩大生产，企业开始贷款。但面对市场竞争，电视机出现滞销局面后导致资金回收慢。资金链的紧缺又让企业没赶上电视机更新换代的浪潮，自此云南电视机厂出现亏损，并开始走下坡路。
一些职工发现，到大医院看病的费用，总会被拖上半年甚至一年才能报销。
破产之后
“我不仅是开车床的，还要搬运氧气瓶、修水管和电视机。干的活不少，但拿的钱最少。”刘振华因福利待遇不公曾找领导反映，对方回复他“老板不是做善事的，不听话的随时可以走人。”
企业开始改革，先是在部门之间分流人员，之后开始放假。
刘振华回忆：“最初放半个月，时间到了回厂里一看还是不能开工，就接着放假。”
同时，企业也在寻求转型，长虹及浙江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等企业都曾有合作意愿，但最终都没成功。罗江也曾向厂领导提出，趁当时的经开区地价便宜，应在城郊另建新厂，老厂设施另作他用，但未被采纳。
1998年，云南电视机厂被南京一家被誉为“电子工业界黑马”的大型国企兼并，改名为“云南宣创电子有限公司”，开始生产电脑显示器。但令所有职工失望的是，南京这家国企又引入了一个民营企业参股管理该厂。在仅投入设备和少量资金的情况下，兼并企业还利用原云南电视机厂的固定资产进行贷款。
职工们认为，在榨干了工厂的“最后一滴血”后，2002年春节过后，民营企业派驻的负责人便不见踪影了。接着是工人们连续11个月无法拿到工资，工厂就这样被整垮了。这一年，以兰花冰箱破产为标志，云南工业“五朵金花”全部退出市场。
2003年，“云南宣创电子有限公司”参照国有企业破产政策实施破产。对于职工的安置只有两种办法，对距离退休年龄5年之内的300多名职工，办理退休手续。对余下的500多名职工解除劳动合同，自谋出路，以昆明地区2002年度职工平均月工资的标准买断工龄作为补偿。
企业破产那年，刘振华51岁，工龄36年，以买断一年工龄1450元为标准，他拿到五万余元补偿。下岗后，他曾试图卖过保险，但因不善推销而再次失业。他学炒股，买断工龄的钱被赔了不少。此后，他因为有开车床的经验，经熟人介绍进入一家制药厂，但始终觉得自己是“三等公民”。
因为企业正式职工拿着每月三四千元的工资,厂里的农民工每月也有一千六百多元的收入。“但别人觉得我是下岗老头子，是来这里混口饭的，每月只给我600元！”刘振华说，由于岁数大又没太强的专业技术，担心再难找到工作的他只得接受。
最终，在一次与上司的争吵中，上司说出了让他“滚”的话。
当然，下岗职工中也有人的路越走越好，例如罗江。下岗后罗江和应届大学毕业生一同到公司应聘，从普通员工做起，现已成为一家央企云南分公司的总经理。他回忆，企业破产时他也很忐忑，30多岁出去能够干什么？但后来发现天地广阔，只要找准定位，会看市场需求，勤于学习和工作，是有出路的。
下岗职工们曾聚在一起讨论，当年那台烤坏了塑料壳体还能播放的电视机到底去哪了？全顺智在人群中平静地说：“曾经放在仓库里，但它作为国有资产已经移交给接收的公司。别人不像我们一样知道它的价值，或许早就被处理了。”
注：为尊重当事人意愿，刘振华、罗江为化名
文：春城晚报记者 程权
图：春城晚报记者 高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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