录制：李萍
若放眼于前20位覆盖人数最多滴滴出租车夺冠的产品滴滴出租车夺冠，这个态势也很明显：20个月前的App产品分属于13家完全独立的公司，可谓春秋割据，天下纷乱，可是如今却只归属于“战国五雄”。其中，属于腾讯系的有7家，除京东商城和搜狗外均为“子弟兵”；属于阿里系的也有7家，其中排名第四的UC、第六的新浪微博和第八的优酷，均为其最近的一年里巨资并购所得。除滴滴出租车夺冠了这两大集团之外，百度系有3家，360系有两家，苏宁靠收购PPTV抢得一席——2015年8月，阿里以283亿元战略投资苏宁，成为其第二大股东。
艾瑞的研究员还计算出一个特别有意味的数据：在所有手机用户的月使用时长中，腾讯产品的占比达到了28%，阿里产品为7.53%，百度产品为3.14%。BAT之和，逼近40%。这一数据尚不包括BAT所投资参股的公司，如京东、优酷、91公司等。大致通算一下，BAT所控制的公司“统治”了人们超过六成的手机时间。
也就是说，中国消费者每天打开手机，有超过一半的时间是在BAT帝国的疆域中“自由地浏览和消费”。
互联网重估了一切价值，同时，互联网的价值也正在被重估，它以无比的破坏力颠覆了既有的商业逻辑和秩序，同时它反噬自身，让颠覆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自滴滴出租车夺冠我实现。
在今年，互联网对服务产业的冲击进入到最后时刻，“百团大战”即将鸣金收兵，而另外一场更刺激的烧钱大战则在互联网打车行业开仗，经此一役，人们更清晰地看到了它的“天使与魔鬼”的两面性。
受优步模式的启发，中国的互联网打车起步于2012年的秋天。几乎就当程维在北京创办滴滴的同时，吕传伟在杭州创办了快的打车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两家创业公司都与阿里巴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程维和他的投资人王刚，俱是阿里的前职员，而吕传伟的投资人李治国则更是阿里巴巴第46号员工。
2013年4月，快的打车获得阿里巴巴、经纬创投1000万美元A轮融资，快的与支付宝打通，成为全国唯一一家可以通过在线支付打车费用的打车App。因支付的便捷，快的明显超出所有竞争对手一个身位。
“我最好的盟友，是敌人的敌人。”30岁的程维深谙竞争的法则，他很快找到了前老板的“天敌”。对于腾讯的马化腾来说，他正为一件事情焦虑不安。在2013年，中国移动支付市场进入爆发式增长，总体交易规模突破1.3万亿元，同比增长率高达800%，其中，支付宝占到了70%的份额，而腾讯的财付通仅占3.3%。与阿里争夺移动支付的入口，无疑是当下的第一号战略任务。程维的出现，让他突然看到了一种可能性。互联网打车具备了移动化、环境通吃和高频的特征，是绑定用户支付习惯的最佳入口，正能满足互联网平台对地面流量的饥渴。
就在阿里入股快的的同一个月，腾讯火线注资滴滴1500万美元，9月，滴滴接入微信与手机QQ，也实现了移动支付。
进入2014年之后，腾讯在移动支付端的发力，进入疯狂状态。1月初，滴滴再次得到腾讯领投的一亿美元投资。
炮弹充足的程维想出了一个补贴的点子：如果乘客和出租车司机使用滴滴打车，可以得到几元乃至十几元的补贴。这一想法，立即得到了马化腾的支持，双方约定，补贴成本由滴滴和微信共同承担。
在补贴政策推出的第一个星期里，滴滴居然发出了一亿多元的补贴，出行订单量暴涨50倍，原有的40台服务器根本撑不住了。程维连夜致电马化腾，腾讯调集一支精锐技术团队，一夜间准备了1000台服务器，并重写服务端架构，程序员连续加班工作七天七夜，“到最后，有的人隐形眼镜摘不下了，有的人直接昏迷倒地”。
不甘让滴滴一家独火的快的迅速跟进，一场刺刀见红的补贴大战一触即发。程维日后回忆说，补贴让订单量激增，烧钱速度也越来越快，从早期一天几百万到几千万，再到3、4月高峰期时，一天能烧进去1个亿，“每天真是烧得胆战心惊。如果把一亿元现金堆在一个屋子里烧，恐怕也得烧一整天吧”。
快的为了应对战事，再次融资1.2亿美元。双方进入拉锯战，快的补贴10元，滴滴补11元；滴滴补贴11元，快的补12元。快的宣称其打车奖励金额永远会比同行高出一元钱。滴滴迅速做出反应，宣布每单补贴额随机，10元到20元不等。
这场白刃战般的补贴大战，一直从1月厮杀到5月，诱发了民众的莫名狂欢。到5月16日，在资本方的调停下，双方同时宣布补贴暂告一段落，硝烟散去，两家共计发出超过20亿多元的补贴，超过700万个出租车司机成了滴滴或快的用户，中国出租车行业的格局陡然变天。
停止补贴之后，程维又想出了一个发红包的新打法。微信红包是今年春节期间，张小龙团队的一个新发明。在春节前后，微信支付策划出一个在微信里“发红包”的创意，从农历除夕到正月初八这9天时间，800多万中国人共领取了4000万个红包。微信红包成为一个极具中国创意的互联网产品。程维把这个创意直接嫁接到了滴滴中。除了乘客发红包分享到朋友圈之外，程维还请国内一线明星给用户发红包，利用明星效应推广产品。年底的圣诞节到了，滴滴通过电视台综艺节目发红包，江苏卫视新春晚会“摇一摇”给用户发红包，吸引1700万用户参与，共送出了3亿元红包。
经过一年的鏖战，滴滴、快的发放补贴、红包共计近40亿元。率先发动战事的滴滴打车成最大赢家，其用户数突破1亿，日最高订单量达521万。另外一个获益者是腾讯，它通过补贴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在移动支付市场的份额，到2014年年底，腾讯在支付市场的占比已大幅逼近支付宝。
这场空前的补贴大战，在中国商业史上颇有教科书式的意味。
它表明互联网一旦实现了用户与服务的直接连接，则任何曾经被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中心和中介都将被无情地解构，这样的趋势是无法阻拦的，并不会因为所谓的主管部门、相关利益集团的抵制就真正能够回到从前。中国的出租车市场长期被地方政府和国营利益集团把持，成为效率低下、服务质量饱受批评的僵化领域，可是，在滴滴、快的等公司的攻击下，旧有格局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被击溃重构。
然而，互联网公司在提高效率的同时，却绝不是一个只为了带来公平的“纯洁天使”，相反，它在把旧世界摧毁的同时，更渴求建立新的垄断秩序。
滴滴、快的不但重构了出租车行业，更是在两强相杀中，令其他的打车软件——包括初进中国市场的优步公司无地立足，接下来的事实是，这两家公司也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，完成了一体化。
2014年的12月，滴滴和快的分别完成7亿美元和6亿美元的融资，紧接着在第二年的2月14日宣布合并，新公司占有了全市场87%的份额，近乎垄断的地位。2016年，滴滴并购优步中国，进一步巩固寡头地位，其估值高达500亿美元。
很快，各个城市的市民都渐渐发现，在叫车变得方便的同时，乘坐成本却在悄无声息地上涨，而此时，你除了抱怨，已经别无选择。2017年年初，一篇《致滴滴，一个让我的出行变得不美好的互联网平台》刷爆微信朋友圈，京沪网友们在转发的同时纷纷现身说法，指出打车比过去更贵更难了。“三公里的路29.8元，也是醉了”“有一次从淞虹路打到中山公园95元，疯掉滴滴出租车夺冠！”“往日起步价之内的路程，要加到36.5元才有人接单”……以“让出行变得更美好”为己任的共享经济平台，一朝独占了市场，往日的斩龙少年，就慢慢长出了龙鳞。
就如同革命常常会吞噬掉自己的孩子一样，互联网创新本身，充满了相生相克的悖论。无论如何，从来没有一种垄断是值得赞美的。
“中国快把整个非洲买下来了。”今年8月4日，法国《回声报》在一篇报道中这样惊呼，作为曾经的非洲最大殖民者，它的语调很有点嫉妒的意味。
在2013年，中非之间的贸易额达到了2000亿美元，是2000年贸易额的20倍，也是美国与非洲贸易额的两倍。中国向非洲市场提供了大量价廉物美的消费品，同时还积极参与许多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，比如埃塞俄比亚的水坝、苏丹和乍得的输油管项目、肯尼亚的港口，以及东非一条总额达40亿美元的铁路等，就连非洲联盟在亚的斯亚贝巴的新总部也是中国人建的。
在2014年，非洲成为全球第二大移动通信市场，仅次于亚太地区，在这里，最畅销的手机品牌是来自中国的传音（Tecno），它在非洲的出货量高达4500万台。尽管传音在母国市场毫无知名度，可是在非洲，特别是俗称“黑非洲”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，被认为是“中国最大的品牌”，“它价格非常便宜，能把每一位黑人朋友拍得十分清楚，而且声音特别响，来电时铃声大到恨不得让全世界听到——非洲人民热爱音乐”。另外一个引起国际媒体广泛关注的，是中国企业在港口投资上的雄心。
彭博社发现，在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斯里兰卡、巴基斯坦、埃及、以色列、希腊、意大利、比利时、荷兰等地的港口背后均有中资企业的身影。以港口为主业的招商局已经在全球13个国家的港口进行了布局。中远集团在新加坡、比利时安特卫普、意大利那不勒斯、埃及塞德等国际重要港口都有参股投资，其持股比例在20%～50%之间。上港集团投资以色列海法新港的协议进入最后的确认阶段，这一港口将与一条跨越地中海
和红海的高铁对接，从而绕过繁忙的苏伊士运河，成为中国至欧洲的重要贸易通道。今年11月，又一条重磅新闻震动了全球政经界。中国政府提出“一带一路”的新国家倡议，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设立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。
在新加坡学者、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看来，“一带一路”将创新出一种新的经济全球化模式。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，曾积极参与国际政治事务，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“第三世界”和“输出革命”理论，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，邓小平执行韬光养晦策略，专心国内发展，而此次提出的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是半个世纪之后，中国再一次积极出击，展开的一个以经济能力输出为主题的重大国际竞争战略。
这一倡议由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规划构成，将极大地重构中国与周边国家以及非洲、南美洲的经济互动关系，据估算，仅铁路建设金额就将达3000亿到5000亿元左右，由此所带动的亚太区域未来10年间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，将达8万亿美元。
“中国想要什么？”《经济学人》杂志在今年下半年的一组系列封面报道中，提出了这样的问题。在它看来，“随着中国即将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，它寻求重新得到在过去千百年里所享有的尊重。但中国不知道该怎样获得这种尊重，或者说，它是否值得这样的尊重”。这是一篇心情复杂的长篇评述，作者从历史的视角论证了中国崛起的必然性和内在矛盾性。
在2014年，中国替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的石油进口国，取代印度成为最大的黄金消费国，同时，它还是铁矿石、煤炭、玉米、大豆、水稻和铜的最大进口国，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一半，而人民币发行量已超过美元。所以，中国当然需要谋求能源战略的安全，需要输出除了价值观以外的所有一切，从商品、技术到货币泡沫。
在《经济学人》看来，“究其野心，中国并不热衷于争夺全球霸权。中国对亚洲以外政治的兴趣不大，除非是关系到它获得尽量多的原材料和市场”。作者引用美国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德布拉·普兰廷根的观点认为，“尽管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，它的介入却不是霸权性的，而是交易性的”。中国的这种对外拓展的态势，与美国所主导的亚太战略形成了对峙。
美国的全球战略从来都是围绕经济中心制定的，其核心利益是控制能源。在2012年，奥巴马政府提出“重返亚太”战略，试图以美国为主导者，形成一个横跨亚洲和美洲的“亚太自由贸易区”，其中，一个将中国排斥在外的TPP协定成为其战略重心。
TPP，原本是一个跨太平洋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，最初于2005年由文莱、智利、新西兰和新加坡4个APEC（亚太经合组织）成员签署。2008年之后，美国、澳大利亚、秘鲁和越南等国先后加入，参与国家达到11个。2013年，美国多次督促日本加入。TPP谈判的达成，将对中国的外贸经济构成严重的挑战。
这是一个正在重新确认秩序的时代，毫无疑问，中国的崛起不再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，而是由廉价商品、高铁、港口、人民币和一个个工业园区构成。在今年，91岁高龄的基辛格出版了《世界秩序》一书，这被认为是他的“告别演讲”，这位老资格的政治家感慨说，有时候他也不太清楚“世界秩序”的真正内涵，也许，真正理想的世界秩序形成时，他已离开这个世界。
在论及亚洲时，基辛格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设问句：“通往亚洲秩序之路：对抗还是伙伴关系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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