录制:李萍
若放眼于前20位覆盖人数最多的产品,这个态势也很明显:20个月前的App产品分属于13家完全独立的公司,可谓春秋割据,天下纷乱,可是如今却只归属于“战国五雄”。其中,属于腾讯系的有7家,除京东商城和搜狗外均为“子弟兵”;属于阿里系的也有7家,其中排名第四的UC、第六的新浪微博和第八的优酷,均为其最近的一年里巨资并购所得。除了这两大集团之外,百度系有3家,360系有两家,苏宁靠收购PPTV抢得一席——2015年8月,阿里以283亿元战略投资苏宁,成为其第二大股东。
艾瑞的研究员还计算出一个特别有意味的数据:在所有手机用户的月使用时长中,腾讯产品的占比达到了28%,阿里产品为7.53%,百度产品为3.14%。BAT之和,逼近40%。这一数据尚不包括BAT所投资参股的公司,如京东、优酷、91公司等。大致通算一下,BAT所控制的公司“统治”了人们超过六成的手机时间。
也就是说,中国消费者每天打开手机,有超过一半的时间是在BAT帝国的疆域中“自由地浏览和消费”。
互联网重估了一切价值,同时,互联网的价值也正在被重估,它以无比的破坏力颠覆了既有的商业逻辑和秩序,同时它反噬自身,让颠覆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自滴滴出行出租车投诉会被报复吗我实现。
在今年,互联网对服务产业的冲击进入到最后时刻,“百团大战”即将鸣金收兵,而另外一场更刺激的烧钱大战则在互联网打车行业开仗,经此一役,人们更清晰地看到了它的“天使与魔鬼”的两面性。
受优步模式的启发,中国的互联网打车起步于2012年的秋天。几乎就当程维在北京创办滴滴的同时,吕传伟在杭州创办了快的打车。有意思的是,这两家创业公司都与阿里巴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程维和滴滴出行出租车投诉会被报复吗他的投资人王刚,俱是阿里的前职员,而吕传伟的投资人李治国则更是阿里巴巴第46号员工。
2013年4月,快的打车获得阿里巴巴、经纬创投1000万美元A轮融资,快的与支付宝打通,成为全国唯一一家可以通过在线支付打车费用的打车App。因支付的便捷,快的明显超出所有竞争对手一个身位。
“我最好的盟友,是敌人的敌人。”30岁的程维深谙竞争的法则,他很快找到了前老板的“天敌”。对于腾讯的马化腾来说,他正为一件事情焦虑不安。在2013年,中国移动支付市场进入爆发式增长,总体交易规模突破1.3万亿元,同比增长率高达800%,其中,支付宝占到了70%的份额,而腾讯的财付通仅占3.3%。与阿里争夺移动支付的入口,无疑是当下的第一号战略任务。程维的出现,让他突然看到了一种可能性。互联网打车具备了移动化、环境通吃和高频的特征,是绑定用户支付习惯的最佳入口,正能满足互联网平台对地面流量的饥渴。
就在阿里入股快的的同一个月,腾讯火线注资滴滴1500万美元,9月,滴滴接入微信与手机QQ,也实现了移动支付。
进入2014年之后,腾讯在移动支付端的发力,进入疯狂状态。1月初,滴滴再次得到腾讯领投的一亿美元投资。
炮弹充足的程维想出了一个补贴的点子:如果乘客和出租车司机使用滴滴打车,可以得到几元乃至十几元的补贴。这一想法,立即得到了马化腾的支持,双方约定,补贴成本由滴滴和微信共同承担。
在补贴政策推出的第一个星期里,滴滴居然发出了一亿多元的补贴,出行订单量暴涨50倍,原有的40台服务器根本撑不住了。程维连夜致电马化腾,腾讯调集一支精锐技术团队,一夜间准备了1000台服务器,并重写服务端架构,程序员连续加班工作七天七夜,“到最后,有的人隐形眼镜摘不下了,有的人直接昏迷倒地”。
不甘让滴滴一家独火的快的迅速跟进,一场刺刀见红的补贴大战一触即发。程维日后回忆说,补贴让订单量激增,烧钱速度也越来越快,从早期一天几百万到几千万,再到3、4月高峰期时,一天能烧进去1个亿,“每天真是烧得胆战心惊。如果把一亿元现金堆在一个屋子里烧,恐怕也得烧一整天吧”。
快的为了应对战事,再次融资1.2亿美元。双方进入拉锯战,快的补贴10元,滴滴补11元;滴滴补贴11元,快的补12元。快的宣称其打车奖励金额永远会比同行高出一元钱。滴滴迅速做出反应,宣布每单补贴额随机,10元到20元不等。
这场白刃战般的补贴大战,一直从1月厮杀到5月,诱发了民众的莫名狂欢。到5月16日,在资本方的调停下,双方同时宣布补贴暂告一段落,硝烟散去,两家共计发出超过20亿多元的补贴,超过700万个出租车司机成了滴滴或快的用户,中国出租车行业的格局陡然变天。
停止补贴之后,程维又想出了一个发红包的新打法。微信红包是今年春节期间,张小龙团队的一个新发明。在春节前后,微信支付策划出一个在微信里“发红包”的创意,从农历除夕到正月初八这9天时间,800多万中国人共领取了4000万个红包。微信红包成为一个极具中国创意的互联网产品。程维把这个创意直接嫁接到了滴滴中。除了乘客发红包分享到朋友圈之外,程维还请国内一线明星给用户发红包,利用明星效应推广产品。年底的圣诞节到了,滴滴通过电视台综艺节目发红包,江苏卫视新春晚会“摇一摇”给用户发红包,吸引1700万用户参与,共送出了3亿元红包。
经过一年的鏖战,滴滴、快的发放补贴、红包共计近40亿元。率先发动战事的滴滴打车成最大赢家,其用户数突破1亿,日最高订单量达521万。另外一个获益者是腾讯,它通过补贴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在移动支付市场的份额,到2014年年底,腾讯在支付市场的占比已大幅逼近支付宝。
这场空前的补贴大战,在中国商业史上颇有教科书式的意味。
它表明互联网一旦实现了用户与服务的直接连接,则任何曾经被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中心和中介都将被无情地解构,这样的趋势是无法阻拦的,并不会因为所谓的主管部门、相关利益集团的抵制就真正能够回到从前。中国的出租车市场长期被地方政府和国营利益集团把持,成为效率低下、服务质量饱受批评的僵化领域,可是,在滴滴、快的等公司的攻击下,旧有格局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被击溃重构。
然而,互联网公司在提高效率的同时,却绝不是一个只为了带来公平的“纯洁天使”,相反,它在把旧世界摧毁的同时,更渴求建立新的垄断秩序。
滴滴、快的不但重构了出租车行业,更是在两强相杀中,令其他的打车软件——包括初进中国市场的优步公司无地立足,接下来的事实是,这两家公司也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,完成了一体化。
2014年的12月,滴滴和快的分别完成7亿美元和6亿美元的融资,紧接着在第二年的2月14日宣布合并,新公司占有了全市场87%的份额,近乎垄断的地位。2016年,滴滴并购优步中国,进一步巩固寡头地位,其估值高达500亿美元。
很快,各个城市的市民都渐渐发现,在叫车变得方便的同时,乘坐成本却在悄无声息地上涨,而此时,你除了抱怨,已经别无选择。2017年年初,一篇《致滴滴,一个让我的出行变得不美好的互联网平台》刷爆微信朋友圈,京沪网友们在转发的同时纷纷现身说法,指出打车比过去更贵更难了。“三公里的路29.8元,也是醉了”“有一次从淞虹路打到中山公园95元,疯掉滴滴出行出租车投诉会被报复吗!”“往日起步价之内的路程,要加到36.5元才有人接单”……以“让出行变得更美好”为己任的共享经济平台,一朝独占了市场,往日的斩龙少年,就慢慢长出了龙鳞。
就如同革命常常会吞噬掉自己的孩子一样,互联网创新本身,充满了相生相克的悖论。无论如何,从来没有一种垄断是值得赞美的。
“中国快把整个非洲买下来了。”今年8月4日,法国《回声报》在一篇报道中这样惊呼,作为曾经的非洲最大殖民者,它的语调很有点嫉妒的意味。
在2013年,中非之间的贸易额达到了2000亿美元,是2000年贸易额的20倍,也是美国与非洲贸易额的两倍。中国向非洲市场提供了大量价廉物美的消费品,同时还积极参与许多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,比如埃塞俄比亚的水坝、苏丹和乍得的输油管项目、肯尼亚的港口,以及东非一条总额达40亿美元的铁路等,就连非洲联盟在亚的斯亚贝巴的新总部也是中国人建的。
在2014年,非洲成为全球第二大移动通信市场,仅次于亚太地区,在这里,最畅销的手机品牌是来自中国的传音(Tecno),它在非洲的出货量高达4500万台。尽管传音在母国市场毫无知名度,可是在非洲,特别是俗称“黑非洲”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,被认为是“中国最大的品牌”,“它价格非常便宜,能把每一位黑人朋友拍得十分清楚,而且声音特别响,来电时铃声大到恨不得让全世界听到——非洲人民热爱音乐”。另外一个引起国际媒体广泛关注的,是中国企业在港口投资上的雄心。
彭博社发现,在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斯里兰卡、巴基斯坦、埃及、以色列、希腊、意大利、比利时、荷兰等地的港口背后均有中资企业的身影。以港口为主业的招商局已经在全球13个国家的港口进行了布局。中远集团在新加坡、比利时安特卫普、意大利那不勒斯、埃及塞德等国际重要港口都有参股投资,其持股比例在20%~50%之间。上港集团投资以色列海法新港的协议进入最后的确认阶段,这一港口将与一条跨越地中海
和红海的高铁对接,从而绕过繁忙的苏伊士运河,成为中国至欧洲的重要贸易通道。今年11月,又一条重磅新闻震动了全球政经界。中国政府提出“一带一路”的新国家倡议,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设立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。
在新加坡学者、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看来,“一带一路”将创新出一种新的经济全球化模式。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,曾积极参与国际政治事务,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“第三世界”和“输出革命”理论,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,邓小平执行韬光养晦策略,专心国内发展,而此次提出的“一带一路”倡议,是半个世纪之后,中国再一次积极出击,展开的一个以经济能力输出为主题的重大国际竞争战略。
这一倡议由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规划构成,将极大地重构中国与周边国家以及非洲、南美洲的经济互动关系,据估算,仅铁路建设金额就将达3000亿到5000亿元左右,由此所带动的亚太区域未来10年间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,将达8万亿美元。
“中国想要什么?”《经济学人》杂志在今年下半年的一组系列封面报道中,提出了这样的问题。在它看来,“随着中国即将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,它寻求重新得到在过去千百年里所享有的尊重。但中国不知道该怎样获得这种尊重,或者说,它是否值得这样的尊重”。这是一篇心情复杂的长篇评述,作者从历史的视角论证了中国崛起的必然性和内在矛盾性。
在2014年,中国替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的石油进口国,取代印度成为最大的黄金消费国,同时,它还是铁矿石、煤炭、玉米、大豆、水稻和铜的最大进口国,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一半,而人民币发行量已超过美元。所以,中国当然需要谋求能源战略的安全,需要输出除了价值观以外的所有一切,从商品、技术到货币泡沫。
在《经济学人》看来,“究其野心,中国并不热衷于争夺全球霸权。中国对亚洲以外政治的兴趣不大,除非是关系到它获得尽量多的原材料和市场”。作者引用美国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德布拉·普兰廷根的观点认为,“尽管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,它的介入却不是霸权性的,而是交易性的”。中国的这种对外拓展的态势,与美国所主导的亚太战略形成了对峙。
美国的全球战略从来都是围绕经济中心制定的,其核心利益是控制能源。在2012年,奥巴马政府提出“重返亚太”战略,试图以美国为主导者,形成一个横跨亚洲和美洲的“亚太自由贸易区”,其中,一个将中国排斥在外的TPP协定成为其战略重心。
TPP,原本是一个跨太平洋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,最初于2005年由文莱、智利、新西兰和新加坡4个APEC(亚太经合组织)成员签署。2008年之后,美国、澳大利亚、秘鲁和越南等国先后加入,参与国家达到11个。2013年,美国多次督促日本加入。TPP谈判的达成,将对中国的外贸经济构成严重的挑战。
这是一个正在重新确认秩序的时代,毫无疑问,中国的崛起不再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,而是由廉价商品、高铁、港口、人民币和一个个工业园区构成。在今年,91岁高龄的基辛格出版了《世界秩序》一书,这被认为是他的“告别演讲”,这位老资格的政治家感慨说,有时候他也不太清楚“世界秩序”的真正内涵,也许,真正理想的世界秩序形成时,他已离开这个世界。
在论及亚洲时,基辛格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设问句:“通往亚洲秩序之路:对抗还是伙伴关系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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